知堂在晚年写了一篇《北京风俗图》的短文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了，知堂用了笔名“荣纪”发在香港的报纸上，后来收录在《饭后随笔》的集子中。老年的周二先生没有了俗务缠身，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放到文字上，午后也可以懒坐在苦雨斋里，喝着宜兴紫砂壶中的苦茶，慢慢看他手中的画卷，然后写下一段回味的文字来：
“画师图风俗者不多见，师曾此卷，已极难得，其图皆漫画风，而笔能抒情，与浅率之作一览无余的绝不相同，如送香火、执事夫、抬穷人、烤番薯、吹鼓手、丧门鼓等，都有一种悲哀气，若是用时式的话来说，道地写出民众的劳动生活，虽是尚在三十多年前，却已经颇有新时代的空气了……”
知堂文章里说的画册《北京风俗》，便是近代美术家陈师曾先生于上世纪初画的一组风俗图，一共三十四幅老北京的水墨人物图。当时陈先生刚刚由江南到北京，供职于教育部。或许是初到京城，闲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，为城中的市井之态所感伤，不惜以书香世家子弟的身份来做这样的画卷。
陈先生算得是近代真正意思上的大家子弟，学名陈衡恪，江西义宁晚清重臣陈宝箴的长孙，维新四公子之一、同光诗派代表人物陈三立的长子，现代中国史学巨擘陈寅恪先生的长兄，海派画家吴昌硕的得意弟子。家学的渊源和留学东洋接受新思想的经历，注定陈先生不同于一般画师的艺术追求，也注定了他要担当起继承宋元以来文人画的重任，成为近代中国文人画的代表人物。陈先生虽中年早陨，艺术生涯嘎然而止，但其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的杰出成就，依旧鹤立于中国近现代画家之中。
《北京风俗》画卷的历史地位，还不在于画家用一种近似漫画的笔调来勾勒市井场景，或者是用速写式的写意来描绘人物神态，彰显人物的心内世界，甚至不是后人所说的西洋油画技巧的借鉴，使得国画的表现手法有了一种突破。它更在于开拓了中国画由佛道、仕女、高山、鸟雀转向现实题材，与时代的脉搏紧扣，融思索于画卷，表达了一种全新文化思想的倾向。陈先生把绘画艺术理解为“陶写性灵”、“发表个性与感想”，画家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“学问”、“才情”、还跟需表现“人品”和“思想”。这种创作的理念应该说是极其深邃的，甚至是触及艺术家灵魂的，即便到今天仍然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。
《北京风俗》画册依据其绘制人物的身份，大致可分为穷苦劳力，诸如捡破烂拾荒命悬一线的，走街串巷磨剪子菜刀的，街边卖唱或卖烤白薯的，以及北京苦力象征的洋车夫等等;从事特殊职业，这些职业在今天也许已经不为人知道，像为丧家执旗打幡敲丧门鼓的，替人跑旱龙船、唱大鼓取乐的;以及老北京特有的景象，品茶当奸细的，玩鸟玩狗的，驾着大牛车满街收弃婴尸骸的。这些人物既是北京城的底层写照，也正是整个中国的写照，画家的思想从笔墨之间可以清晰辨认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陈先生的风俗画在他的朋友间流转，他的朋友们无不为之而感慨，纷纷在画上题诗写词，最后一位在画上题跋的西泠耆宿童大年，已经是画家作古后二十几年后的事情。他的朋友中不凡像饮冰室主人、叶恭绰、马公愚这样的大师，更有何宾笙、陈止、金城等这样的懂他的画坛知己。
懂得陈师曾的人还应该有二个，一个是大周先生，另一个是齐木匠。鲁迅与陈先生相交的时间比较长，东洋留学时矿务铁路学堂的同窗，北京教育部的同仁，一起相伴闲逛琉璃厂，淘旧书觅金石拓片，互赠书画。鲁迅对陈先生的称赞颇盛，有“才华蓬勃，笔简意饶”、“一位艺术家”之说辞，也许这是在鲁迅一生中，唯一的对他人所作的高评价。齐璜是在第二次避匪患来京城时认识陈先生的，当时他每天都在法源寺摆摊卖画刻印，以此养家度日。这一年是民国六年，公元纪年是一九一七年，齐白石五十有三。就在生活窘迫艺术停滞的当口，齐白石的画被陈先生偶然看到，他顿感眼前一亮，立刻跑去法源寺造访老画师。两人坐在摊子前，谈画论诗，交流技艺，遂成莫逆之交。陈先生以美术家的眼光，指出了齐白石当时画作的不足，并希望白石能够不拘泥古法，创造新的流派。陈先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齐白石在五十岁之后，毅然抛弃以前的技法和画风，营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而精湛的风格。
一九二二年春天，陈先生携带着齐白石等人的画作远赴东京，参加《中日联合绘画展》，革新后的白石国画轰动了画展，并入选了巴黎艺术展览会，齐白石一举成名。白石老人在他的《自传》中这样写到：“余作画数十年，未称己意，从此决定大变”，“师曾劝我自出新意，变通画法，我听了他话，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”，“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，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……我如没有师曾的提携，我的画名，不会有今天”。可是齐白石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是他这个挚友为他的艺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，或者说陈先生为中华文化做了最后一搏。
次年的九月陈衡恪病逝于南京，齐白石在北听闻噩耗痛不欲生。陈齐两位艺术家的的相交，真正是因艺术而产生的惺惺相惜，或者是艺术家的心灵间都是沟通碰撞，于陈先生和白石老人来说，彼此找到了人生的知音，乃是一种人生莫大得意的事情，并不存在后人所讲的提携或慧眼的迂腐之意。但是，很多年后很多当事人骑鹤仙去后，关于齐白石为世人知道的原因却演绎了一出新版的伯乐相马的故事。说是一九二九年九月，徐悲鸿 “三顾茅庐””，请齐白石去他执掌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学，白石老人因此被受感动，后来又怕学生捣蛋，徐悲鸿亲自驾车接送，亲自陪同上课，于是齐白石“激动得发抖”，甚至兴奋地表示“我以后可以在大学里教书了，我应当拜谢你”，然后双膝下屈。完全是一出“没有徐悲鸿，便没有画史上那个伟大的齐白石”的意思。
这个说法很流行，无论后来写他们两人交往的文字，还是有关这两位大师的影视作品，都以此版本为准。廖静文在《徐悲鸿一生：我的回忆》一书中，最早用到这个说法。一九二九年，廖静文刚满六岁，不知道她是如何看到齐白石下跪的场面。
其实这个说法还是有诸多问题的。一九二九年初，徐悲鸿已经离开北京去了南京中央大学执教，他在北平艺术学院仅仅呆了二个月，从时间上还真不足他做这件事情。更重要的是齐白石早在一九二七年，也就是二年前就应林风眠之邀，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中国画，一年后这所学校改名艺术学院，白石那年也由教师升格为教授。林风眠之所以聘请白石老人，一来早在陈师曾与齐白石相交时，他和白石也成为了交情不错的朋友，二来，此时的白石已经是闻名全国的画师了，而不是那个坐在琉璃厂卖画的老人。
徐悲鸿何需多一项发现齐白石的功绩，以他的艺术成足以傲立于现代中国画坛，况且徐悲鸿与白石老人的相识相交，也神似当年陈先生视白石为知音的心态，如此的附会只是无知杜撰者的画蛇添足，小人心态，无端让大师安息之后还留下笑柄给人间。
梁启超晚年曾经以七百金收藏此册，并拒绝了日本人千金易购的条件，使得此册页能够留在了北京城。此为正应了梁启超对陈衡恪的评价：“师曾之死，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，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。地震之所损失，不过物质，而吾人之损失，乃为精神。”
